①今日舉行的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電影論壇開幕論壇上,與會嘉賓一致認為,當下電影市場到了重新出發的時刻; ②面對行業困境,多位上市影企董事長、高管共論解法,提高非票收入、減少影片數量、降低制作成本等方向成為可能的解法。
財聯社6月15日訊(記者 崔銘 陳抗)“以前我一年去電影院看五六十部電影,現在大概是二十到三十部,我問了很多身邊專業的電影人、導演,他們同樣是這個比例。我們都不看,還要逼著別人看嗎?”
在今日舉行的第27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電影論壇開幕論壇上,知名導演、編劇、監制黃建新的這番話,說出了電影行業所面臨的現實困境。
去年,中國電影市場整體票房和觀影人次下降,特別是在暑期檔后持續低迷。與此同時,短視頻、微短劇的快速崛起,也讓電影行業倍感壓力。
誠然,很多頭部作品都印證了“好看的電影不缺觀眾”這個道理。但同時,好看的電影又不僅僅意味著好故事、好內容,如何理解電影與觀眾的關系、系統性保障行業供給、讓電影行業重拾信心,成為此次金爵電影論壇開幕論壇討論的核心。
《哪吒2》只是個例,中國電影面臨結構性問題
“我們必須客觀認識到,電影作為一種娛樂產品、文化產品,現在影響力和市場需求有所下降的事實。”光線傳媒(300251.SZ)董事長王長田在金爵電影論壇開幕論壇上坦言。
公開數據顯示,2024年,票房10億以上的超高體量影片及5-10億的中高體量影片數量較上年減少13部;票房20億以上影片票房占比29.5%,較去年下降了8個百分點。總體影片熱度和中堅力量不足。
盡管今年春節檔,在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(簡稱《哪吒2》)《唐探1990》等影片合力推動下,大量觀眾回到影院,檔期票房、觀影人次刷新多項影史紀錄。但僅靠一部《哪吒2》或者幾部爆款電影,是無法解決中國電影深層次、結構性問題。
王長田表示,《哪吒2》是中國電影發展的必然產物,但它是個例。如果不能改變電影機制背后的系統性問題,中國電影行業將無法應對當前沖擊,甚至可能走向衰落。
在萬達電影(002739.SZ)董事長陳祉希看來,行業的系統性供給能力是一個很難的話題。“如今,中國新力量導演都有更高的追求,不甘于只拍故事片、只拍小成本的電影,大家都在追求工業標準的拉伸以及高成本投入。這意味著電影的內容制作周期變得更長,從原先可能一年能完成劇本孵化、拍攝和宣發,拉長到一年到18個月才能拍出一部電影,再到現在新力量導演需要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拿出一部電影,所以內容供給少。”
這兩年,影片扎堆大檔期定檔后票房不好再撤檔的現象越來越多,而平時新片又不敢投放,造成中小成本影片空間變小、年輕導演成長之路變得艱難。片方、影院對于“檔期紅利”的依賴,不僅讓常態化的觀影消費習慣難以形成,還容易導致競爭性碰傷,資源內耗反而傷害了市場元氣。
這些市場困境,從影院收益銳減中得到直觀顯現。2024年影院場均收益299.2元,同比下降28.6%,較 2019年同期恢復率僅為59.4%;單影院日均收益9433元,同比下降25.6%,較 2019年同期恢復率僅為58.5%。票房不足500萬的影院數量升至80%。
大麥娛樂(原阿里影業)總裁李捷認為,電影的競爭對手并不是短視頻、網絡視頻,所有的線下娛樂時間都在搶占電影時間。電影如何能再度吸引觀眾,需要創作端、宣發端的變革。
解法:提高非票收入、減少影片數量、降低制作成本
在金爵電影論壇開幕論壇上,與會嘉賓一致認為,當下電影市場到了重新出發的時刻。
如何重啟?如何重拾觀眾和電影人的信心?
王長田表示,首先,電影的題材類型、風格、視覺效果必須重新做出定位和調整。“我們現在生產了太多觀眾不需要的電影,跟其他的娛樂形式相比沒有競爭力,所以要減少電影的拍攝數量,提高電影的有效性、競爭力、必看性。高峰期的時候一年可能生產上千部影片,但我認為一半的規模(五六百部)就能滿足市場需求。”
與此同時,王長田認為,現在的利益分配格局嚴重不利于電影行業抵御風險,幾乎所有的風險都壓在制片方身上。必須重新調整利益分配關系,讓片方得到更多收益。“我們面對的是全世界最不合理、最不公平的票房分賬方式,100元的票房片方只能拿到38、39塊錢。去掉發行、宣發成本之后,真正的制片方、投資方和制作方能拿到的比例約33%,完全無法維持這個行業的基本投入。”
“我覺得要降低票房依賴度,也就是電影票房在整個電影公司收入的占比,美國約30%,我覺得中國降到50%是合理的。而我們現在票房依賴度在90%以上,票房達不到規模,這個電影必然虧損。”王長田表示,降低票房依賴可以通過強化IP開發運營,提高衍生品的收入比例。
從投資方的維度,李捷表示,電影行業資金依賴內部流轉(電影公司用自有資金拍片,賺到錢再繼續投資電影),缺乏大量外部資金進入。但因市場存在60%-70%的虧損風險,導致投資方資金和信心縮減,新的外部資金更難進入。
李捷表示,要做好電影的“性價比”。“更強調中小成本,同時要有好故事驅動,而不是依靠特效或演員來支撐一個可能沒那么好的故事。”他認為,制作成本必須要下降,同時宣發也面臨傳統手段失效的挑戰。整體來講,必須通過大量、具體的改變,重新建立觀眾、投資方、制片和宣傳方的信心。